反電詐，全鏈條出擊-全球快播

《反電信網絡詐騙法》正式實施

反電詐，全鏈條出擊

【資料圖】

本報記者 施力維 錢祎 汪子芳 朱銀燕 通訊員 陳誼

反電信網絡詐騙，開啟新階段。

12月1日，《反電信網絡詐騙法》正式實施。作為一部專項急需立法，該法律的出臺，為反電詐這一緊迫的現實難題，提供了精準有力的支撐。

公安部發布的消息顯示，電詐已成為案發最多、上升最快、涉及面最廣、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犯罪類型。浙江是受包括電詐在內各類涉網新型犯罪危害最大的省份之一，目前，電詐案件已經占到全省刑事案件的六成以上。

在虛擬空間里，一段縹緲的愛情，一場虛構的投資，一次無中生有的險情……看似荒唐的詐騙劇本，卻擊中人性的弱點。電詐不僅榨取受害者的財富，還沉重打擊了他們的精神。

電詐騙局猖獗背后，是傳統犯罪的日趨網絡化，是互聯網興起而帶來的新社會治理難題。浙江有哪些新的防治手段？新法律的實施提供了哪些支撐？

“沒有騙不到的人，只有合不合適的劇本”

——電詐洶涌而至

詐騙電話、信息，如潮水一般洶涌而至。

今年前11月，全省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立案3.38萬起，損失19.93億元，同比分別下降44.87%、46.36%。

浙江電詐犯罪多發態勢，得到了有效遏制。但總體來看，浙江平均每天仍有100多起電詐案件發生，群眾、企業每天至少因為電詐要損失500余萬元。反電詐的總體形勢仍然嚴峻復雜。

“在騙子眼中，沒有騙不到的人，只有合不合適的劇本。”省公安廳刑偵總隊新型犯罪偵查支隊長向善亮，從事反電詐工作多年。在他的案頭，整理歸集著各類典型的電詐案例。

無論職業、學歷、年齡，任何人都有可能被騙。許多受害者事后自己也難以置信，會陷入到圈套中。

今年4月，浙江公安公布了一組數據，最容易被騙的不是不善操作互聯網的中老年群體，而是網絡時代的原住民90后、80后，他們占到了受害群體的70%以上。而其中百萬元以上案值的詐騙案件中，大專以上學歷受害人超過54.7%，有的高學歷人員盲目自信，對公安機關和銀行工作人員的勸阻置之不理。

臺州姑娘小李，海外留學，家境殷實。在家人和同學的眼中，小李獨立干練。但在2020年，短短幾個月間，誰都沒想到，她竟兩次遭受電信詐騙，累計被騙金額500多萬元。

當年3月，小李收到一封來自“英國簽證中心”的郵件，稱其涉嫌在英國非法打工，被列入黑名單中。“英國愛丁堡警察局”隨后給小李打來了電話，要求其迅速繳納保證金，一條條轉賬驗證碼發送到小李的手機上。小李如實轉發給了那位未謀面的“愛丁堡警察”，短短幾分鐘，280多萬元被騙走。

讓人意外的是，小李從海外回國后，又上了假警察的當。小李接到自稱是“上海警察”的詐騙電話后，去銀行配合騙子將賬戶解凍，多次被轉走賬戶內200多萬元。她甚至還找同學湊了幾十萬元錢給騙子轉賬過去。小李共計被騙了500多萬元。

“許多市民聽到這樣的案例時，會說受害者‘太傻’了。但真正遇上騙局時，誰也不能保證自己不會深陷其中。”向善亮說，所謂“當局者迷”，人不可能沒有欲望和軟肋，騙子利用的就是這一點。

國家反詐中心總結了十大類48種電信詐騙類型。其中，網絡貸款、網絡刷單、“殺豬盤”、冒充客服退款、假冒熟人、冒充“公檢法”、“薦股”、虛假購物、注銷“校園貸”、買賣游戲幣屬其中十大高發詐騙類型。

因社交網絡風靡而生的“殺豬盤”詐騙，是當下最為復雜的騙局之一。犯罪分子在交友網站、APP上尋找感情落寞的人，并與其培養感情，叫做“養豬”；最后誘導虛假投資“殺豬”。受害者不但要承受金錢上的損失，還會受到情感上的欺騙。

杭州臨安的張女士，今年夏天遭受一場騙局，至今仍精神消沉。今年52歲的她，離異后成為了抖音的發燒友。7月，她收到了一位自稱“在澳大利亞做生意”的網友林某的好友申請。林某似乎是為張女士“量身定制”的男性。他四十出頭，事業有成，朋友圈里曬著豪車、高爾夫……沉醉在甜言蜜語中的張女士，答應林某投資，分7次向林某轉賬49600元。當張女士第8次發去信息時，林某已將其拉黑了。這個完美的男友，帶著張女士的錢財，永遠在網絡上消失了。

和張女士聊天的不是一個“林某”，而是一個分工精密的犯罪團伙。

警方在調查中發現，一些“殺豬盤”詐騙團隊，甚至會聘用專業的心理咨詢師研究人性，會編制數百頁厚的“殺豬”培訓教材。什么時候該關心；什么時候該確認身份；什么時候該改換稱呼，由“寶貝”變成“老婆”……都有詳細的套路。

電信詐騙，有組織網絡犯罪的特征越來越明顯。

“每搶一秒鐘，就多挽回一分損失”

——爭分奪秒賽跑

電詐的騙術隨著技術的進步，在不斷的“升級”；騙子的劇本也緊跟著社會熱點“迭代”。在浙江，盜竊、搶奪和搶劫等傳統接觸式犯罪整體下降，而以電詐為代表的各類涉網新型犯罪已成為主要的犯罪類型。

電詐從早期的打電話或發短信謊稱中獎，騙取稅款、郵費、保證金等匯款；到如今由眾多“演員”參與精心編制的愛情故事和投資機遇，騙取禮金、投資金等，世界杯期間有賭球詐騙，防疫期間有健康碼詐騙，騙局越來越復雜和精巧，手段越來越隱秘。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從2021年起，浙江全省域推進專項打擊治理電詐，公安牽頭嚴打電詐團伙的同時，還進一步強化了各部門間統籌協調。

“每天一睜眼，溫州全市就有14000多個詐騙電話要攔截。”柯海鷗是溫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支隊長，也是當地反詐的“女掌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騙子連柯海鷗都想騙，并向她發布了“通緝令”，全國通緝。

“我們意識到不能再跟著騙子后面追了，要想辦法去攔截、去反制。”在柯海鷗看來，反詐工作就是與騙子爭分奪秒搶時間，“每搶一秒鐘，就多為老百姓挽回一分損失。”

面對每天涌入的數以萬計的詐騙電話和信息，怎么防？僅靠人力已然不夠。應對新型犯罪，必須要有新型的防范打擊治理手段。2021年，浙江全面啟動數字化改革后，浙江公安在數字化反詐上有了更新的探索。

今年8月，瑞安市民莊先生在向騙子轉賬前的一刻，接到了溫州公安的電話，暫停了轉賬，避免了670萬元的損失。此前，莊先生接到一個冒充銀保監會工作人員的電話，以他存在貸款影響征信等為由添加了QQ，并開啟屏幕共享。騙子讓莊先生逐個打開手機銀行APP查看余額，并要求轉賬。

這場賽跑，浙江警方能搶先一步的關鍵，在于反電詐數字化應用。溫州公安基于浙江“公安大腦”打造了“風阻”和“風笛”兩個應用場景，一個側重數據匯集，一個側重于精準宣防。

“風阻”可以提前預警，它融合了各警種各行業產生的數據，可及時對詐騙電話開展攔截。“風笛”實現精準宣防，對正在接電話可能被詐騙的人群進行電話語音提示和預警，系統日均預警達9000多人次。2021年一年間，“風阻”平臺共融合各類預警數據360萬余條，“風笛”場景預警回訪363.12萬人次，為群眾挽回損失3.24億元。

嚴防的同時，浙江公安重拳出擊對境內外的電詐團伙進行嚴打，不斷“團滅”犯罪團伙。

“別低頭，皇冠會掉”，很難想象，這些勵志的話語，就出現在電詐犯罪窩點的墻上。4月28日凌晨，在公安部的統一指揮下，浙江溫州、河南南陽警方聯合出動500余名警力，在河南省鄭州市、貴州省畢節市兩地，共搗毀詐騙窩點35個，抓獲犯罪嫌疑人270名，查獲作案手機307部、查扣凍結銀行卡267張，成功打掉了這一婚戀交友詐騙集團。

今年以來，浙江深化“錢潮”“云劍”“斷卡”專項行動，累計摧毀電信網絡詐騙及關聯犯罪窩點595個，打掉犯罪團伙662個。截至目前，共抓獲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4.99萬人，破案2.03萬起，挽回經濟損失27.51億元。

“小切口立法，能管大用”

——支撐源頭治理

12月6日，杭州桐廬公安開出《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實施后的杭州市首張罰單。此前一天，警方在工作中獲悉一條涉詐違法線索：兩名男子王某、余某在酒店內非法安裝GOIP虛擬撥號設備，有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的重大嫌疑。

所謂“GOIP”是指詐騙分子普遍使用的一種虛擬撥號設備。一臺這樣的設備可供上百張手機SIM卡同時運作，詐騙分子通過遠程操控撥號，實現“人機分離”，逃避公安機關打擊。桐廬縣公安局根據《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第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對王某、余某兩人作出行政處罰，沒收違法所得，收繳作案工具。

“小切口立法，能管大用。新法的實施，為我們源頭治理，全鏈條打擊電詐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撐。”桐廬公安相關負責人介紹，電詐有一條很長的“產業鏈條”，涉及電信、金融等許多環節。此次出臺的法律，針對電詐發生的信息鏈、資金鏈、技術鏈、人員鏈等各環節做了剛性規定，“只要切斷其中一個環節，犯罪就能預防，這對提升精準打擊防范非常有效”。

變“亡羊補牢”為“未雨綢繆”，變重“打擊”為“打防管控”并重，《反電信網絡詐騙法》作為一部立法進程極快的專門領域的法律，就是要解決電詐源頭治理的核心問題。

《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對電詐關鍵環節、主要制度作出規定，建起四梁八柱。該部法律共七章50條，包括總則、電信治理、金融治理、互聯網治理、綜合措施、法律責任、附則等。分別針對電信、金融、互聯網等關鍵環節，規定了各部門職責、企業職責和地方政府職責。

民警在辦案中發現，手機卡、銀行卡等大量非法開辦、隨意買賣，成為電詐犯罪分子的重要工具。此次，《反電信網絡詐騙法》明確，電信業務經營者應當依法全面落實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制度。銀行業金融機構、非銀行支付機構為客戶開立銀行賬戶、支付賬戶及提供支付結算服務，和與客戶業務關系存續期間，應當防范銀行賬戶、支付賬戶等被用于電詐活動。

在網絡上，個人信息買賣往往是“殺豬盤”等精準電詐發生的起點。為此，《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禁止出售、提供個人信息等行為，并與《個人信息保護法》銜接規定，要求個人信息處理者“建立個人信息被用于電信網絡詐騙的防范機制”；有關部門對可能被電詐利用的物流、交易、貸款、醫療、婚介信息等實施重點保護；公安部門對電詐案件“一案雙查”，即同時查證犯罪所利用的個人信息來源，依法追究相關人員和單位責任。

“對于電詐這種非接觸式、跨區域甚至跨國的犯罪，‘打’‘防’‘治’缺一不可。”在柯海鷗看來，在打擊犯罪之外，更要接種好“反詐疫苗”，讓防范意識深入人心，形成全社會全民反詐的格局。

《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特別突出了宣傳工作。其中強調應當結合電詐受害群體的分布等特征，加強對老年人、青少年等群體的宣傳教育。電詐被害與其他犯罪被害的一個區別在于，被害人在有足夠認知前提下可以自行阻斷犯罪，因此反詐要讓民眾熟悉詐騙套路，喚醒自身預防機制。

“有時候覺得自己就像是‘唐僧念經’，許多人都煩了。但這本‘反詐的經’還得持續念下去。”紹興市柯橋區安昌派出所副所長任韓壯說，不斷的宣傳教育仍是基層提高全民反電詐意識最有力的手段。

從浙江來看，宣防工作正在由“大水漫灌式”向“精準滴灌式”推進，實現對易受騙人員提前感知、精準宣防。

立法的關鍵在于落地，反電詐絕不是一個部門、一個地方的事，而是要如《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第四條所強調的，反電信網絡詐騙工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系統觀念、法治思維，注重源頭治理、綜合治理。

反電詐，需要一場各方參與的“全民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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