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微資訊！美國種族主義的司法根源及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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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主義作為美國社會的一種頑疾，既是美國民主制度的悖論，又是美國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因素。從理論上界定，種族主義是指“認定一些種族天生就注定比其他種族更為優越并因此有權統治后者”的一種意識形態。從美國社會現實觀察，種族主義是盎格魯-撒克遜白人主流社會對非洲裔、拉美裔、亞裔及土著印第安人等少數族裔的不公正對待乃至種族歧視的社會文化現象。在美國，自400多年前歐洲白人踏上北美新大陸對印第安人驅趕屠殺和把非洲黑人作為奴隸勞動力使用伊始，種族主義便有了社會文化基礎。幾個世紀以來，即便經歷了美利堅民族構建、合眾國創立、內戰和民權運動的洗禮，種族主義與美國仍如影隨形。

在種族主義陰影的籠罩下，當今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和針對少數族裔人群的暴力事件并不鮮見。根據2012年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針對少數族裔和種族關系住房歧視調查結果顯示，相比于白人，少數族裔尋房者被告知和展示的可租買房屋數量相對偏少。事實上，部分房地產開發商和租賃業主經?；诜N族因素來阻礙少數族裔前往白人聚集的城市郊區定居。2020年全球暴發疫情以后，美國種族歧視現象愈發嚴重。而近年來針對少數族裔的暴力事件更是觸目驚心，在2019年的埃爾帕索槍擊案中，奉行“白人至上”主義的槍手克魯修斯在當地一家超市中射殺了20余名拉美裔移民；在2021年3月的亞特蘭大槍擊案中，羅伯特·朗先后槍殺6名無辜的亞裔女性，此案也是疫情以來亞裔在美遭受種族暴力現象增多的真實寫照；在2022年5月的布法羅槍擊案中，種族主義者金德倫殘忍槍殺了10名非洲裔美國人；2023年1月21日，洛杉磯郡蒙特雷公園市華人社區又發生嚴重槍擊案，造成至少包括2名華裔在內的11名亞裔美國人遇難，9人受傷。盡管上述事例在美國可能還僅僅是冰山一角，但卻從側面反映出一些少數族裔在當今美國社會中的境遇。

當前，聯邦最高法院對種族歧視司法案件持有十分保守的態度。這種保守主義態度不僅是美國種族主義的司法根源，而且歷史悠長。1787年美國《聯邦憲法》對黑人奴隸制的默認，便較早地為種族主義提供了憲政基礎。而在1857年“斯科特案”中，坦尼大法官關于“美國聯邦是由各州讓渡部分主權而共同建立的，各州承認的自由公民也順勢獲得了新政治實體的自由身份”的論斷，使原本就被各州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黑人永遠也不可能獲得自由，從而進一步肯定了黑人奴隸制的合憲性。美國內戰后的重建時期，共和黨人控制的國會連續通過3條憲法修正案，廢除了黑人奴隸制，賦予黑人以美國公民資格和選舉權，并設立“平等保護”條款維護立法成果，使黑人能夠享有同白人一樣的公民權利。然而，在1873年“屠宰場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卻對第14條憲法修正案進行了狹義解釋，米勒大法官依據修正案中出現的“合眾國及其居住州的公民”等語句，提出了美國人擁有合眾國公民和州公民的“二重公民”原則，該原則大大縮小了第14條修正案在保障黑人權利方面的適用范圍。此后在因兩名選票監察員在列克星敦市政選舉中拒絕收計黑人選票而被聯邦司法部長起訴的1876年“合眾國訴里斯案”中，大法官韋特又提出第15條修正案沒有明確將選舉權授予某個群體，所以該條憲法修正案無法提供對黑人的法律保護。7年后，在1883年關于1875年民權法案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進一步明確，私人場所中的種族歧視并不違反憲法第14條修正案，因為個人歧視行為并不屬于州行為范疇。經過聯邦最高法院的上述判決，重建時期憲法修正案原本維護黑人公民權利和社會地位的宗旨完全被曲解，各州法院承擔起了保障所謂黑人州公民身份的責任，黑人選舉權也順勢被剝奪，即便擁有對種族歧視行為進行適當立法的聯邦政府也被限制在范圍極其狹窄的合眾國公民權利中。隨著重建時期的結束，南方“白人至上”主義又重新抬頭。在1896年“普萊西案”中，具有黑人血統的普萊西因無視路易斯安那州頒布的種族隔離法選擇坐在白人車廂而遭到起訴，聯邦最高法院雖然承認政治平等是重建憲法修正案追求的目標之一，但卻不承認社會生活上的完全平等，進而提出了“隔離但平等”原則，肯定了種族隔離制度的合憲性，這一原則直至1954年“布朗案”才被推翻。

美國種族主義具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不僅僅依賴從殖民地時期逐漸形成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司法解釋賦予了這種意識形態合憲的法律效力，使其得以披上憲法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在美國社會盛行，嚴重損害了美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857年“斯科特案”的判決，直接堵死了南北方通過政治妥協方式解決黑人奴隸制存廢問題的可能，成為導致內戰爆發的重要因素。作為內戰后黑人奴隸制翻版的種族隔離制度，又直接剝奪了黑人的公民權利。為重新獲得選舉權和廢除種族隔離，20世紀5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興起，黑人相繼掀起了抵制公交和伯明翰游行等非暴力運動，甚至發生了“塞爾瑪流血事件”。美國政府迫于壓力頒布了多部民權法案，在法律層面禁止了公開的種族歧視；與此同時，旨在補償弱勢群體因社會歧視而遭受損失的“肯定性行動計劃”也在全美展開。根據美籍華人學者王希的分析，“美國民主是一種體制設計，其核心是承認利益集團的多元性，并力圖在多元利益中通過合法、合理和和平的‘談判’達成共識”。然而，帶有價值認同特點的身份政治卻給予將族裔作為身份認同標準的可能性，美國中西部“銹帶”的中下層白人就把失業和貧富差距擴大等經濟問題怪罪到少數族裔群體上，反對“逆向歧視”進一步削弱了當今美國的社會共識，加重了美國兩黨在種族問題上的對立，加劇了美國政治極化，200多年前美國國父設計的用于防止多數人暴政的分權與制衡體制，如今卻成為兩黨相互掣肘的政治工具。此外，種族主義還導致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種族優越論”的文化現象，特別是拉美裔人口近年來的迅速攀升，種族主義者便一再強調“瓦斯普”（WASP）——盎格魯-撒克遜清教徒傳統白人文化的正統地位，對少數族裔文化進行刻意貶低，加劇了美國社會撕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使非洲裔在就業、住房等方面長期遭受不公待遇，而且隨著二戰后美國城市郊區化以及產業的轉移，致使一些非洲裔被迫滯留在衰敗的“空心城市”中，面臨著失業和貧困的巨大壓力，其犯罪率也因此居高不下。根據2019年美國聯邦調查局犯罪數據統計顯示，在已知種族身份的罪犯中，黑人占比高達55.9%。非洲裔的高犯罪率直接導致美國警察針對非洲裔暴力執法案件增多，進而釀成諸如“弗洛伊德案”的悲劇。

綜上不難看出，幾個世紀以來種族主義之所以能夠在美國大行其道，聯邦最高法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并且在司法保守主義偏袒下的極端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已經給美國社會帶來了長久的、巨大的危害。因此，在研究美國種族主義問題的時候，深入挖掘其司法根源，不僅具有學理價值，而且更具現實意義。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石慶環 王禹涵 作者分別系遼寧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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