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醫藥反腐，動靜為何這么大

文 | 張婉瑩

編輯 | 寶珠

視覺 | 顧薌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醫藥關乎生老病死，民眾苦醫藥腐敗久矣。

公開信息顯示，截至2023年8月17日，全國至少有179位醫院院長、書記被查。

針對“關鍵少數”、關鍵崗位的腐敗問題進行重點突破，是此次醫藥反腐集中整治工作的工作原則之一。

受賄是醫藥腐敗中排在首位的腐敗行為。

北京大學與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在2023年2月合作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商業賄賂是中國醫藥腐敗的主要類型，占比高達68.1%。貪污和醫保詐騙則分別占比22.8%和9.1%。

醫療器械與藥品銷售，是滋生醫藥腐敗的重災區。

受賄涉事領域中，藥品相關受賄最多，占1/3，其次是耗材、設備、基建、個人、保險/圖源：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如中紀委曝光的一起案例中，一臺進價為1500萬元的直線加速器，被云南省普洱市人民醫院以3520萬元購入。原院長楊俊文一人“吃掉”1600多萬元的回扣，比廠家的賣價還要多。

1600萬的回扣，并不是“頂天”的受賄金額。

上述研究團隊從中國裁判網2013年到2019年的3546起案件中提取的數據顯示，盡管賄賂金額的中位數為20.7萬元，但有468名涉案人員獲得了超1000萬元的賄款。

涉案金額最高的一個案例，則達到了1億元。

相較于醫療器械領域行賄的“直給”，藥品領域的腐敗則更為隱蔽。

除了回扣之外，不合規的學術會議、講課費、培訓費等，也是藥企向醫務人員輸送利益的方式與途徑。

根據醫藥行業媒體“深藍觀”報道，一家外資藥企在上海三個大區一個季度的講課費用大概在500萬元，每個大區季度組織的“交流會”在1000場左右。

一位藥企高層向鹽財經記者表示，一款新藥的上市與推廣，在企業里有專門的“藥品公關費”。

在其看來，藥品公關費主要用于舉辦學術交流會，讓更多醫生知曉如何安全有效地使用藥品。通過病例的分享，與當地患者建立聯系，便于藥品的銷售。

雖然藥企的最終目的是售出藥品，但從學術交流與臨床經驗介紹的角度來看，此類的交流會是有意義的。

江蘇一位口腔醫生向鹽財經記者舉例，在種植牙領域，不同品牌的器材在操作過程中，螺絲、螺絲刀、修復基臺以及取模方式等都有所不同，需要廠商或經銷商對相關醫生進行培訓。

因此他認為，這種市場推廣很有必要，醫生在提升技術的同時也降低了患者的疼痛，“可以提升患者的福祉”。

不能因為極少數醫藥領域內的“蛀蟲”，而將學術會議與醫藥腐敗畫上等號。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心內科主任醫師孫寧玲教授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支持醫藥反腐，但反對一概污名化學術會議。

孫寧玲教授認為，極少數的貪腐代表不了整個醫生群體。

醫學會議本是醫生們進行醫療信息交流、新知識傳播、疑難醫學問題商討的平臺，是促進醫生技能提高的重要一部分。“真正要打擊的，是不規范利用學術會議套取經費為己用的不法行為和個人。”

孫寧玲教授發微博稱，極少貪腐代表不了辛苦的醫生群體/圖源：微博@孫寧玲

為何藥械與藥品成為醫藥腐敗的重災區？

北京大學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直言，醫藥腐敗與創收連在一起。公立醫院雖然名為“公立”，但90%以上的收入都需要醫院自己去創收。

一切醫療費用都是醫生決定的，給了醫院太大的自主權。給醫生護士發多少工資，基本上都是醫院內部做決定。“所以你可以想象，這里面給了他（公立醫院院長）多少腐敗的空間。”

當醫生的工資與給患者做的檢查和開的藥品金額掛鉤時，人性很難經得住誘惑。這與早些年“以藥養醫”的政策不無關系。

要知道，“以藥養醫”的政策在中國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上世紀50年代為了公立醫院的發展，國家明確醫療機構可以將藥品加價15%賣給病人。

一名患者正在窗口配藥/圖源：視覺中國

雖然2017年后這一政策被明令取消，但時代留下的“頑疾”，短時間內難以快速根治。

有東部地區醫療系統的政府官員估計，醫藥腐敗造成的醫療資源浪費，可能占中國醫療支出總額的30%以上。

制度是治本之策。在醫藥反腐的同時，醫療制度改革也進入深水區。

醫保控費、藥占比、一致性評價、藥代備案制、兩票制、帶量采購等新醫改政策相繼落地。

醫藥反腐與醫療改革制度既是并行推進，又是一脈相承。目的都是推動健康中國戰略實施、凈化醫藥行業生態、維護群眾切身利益。

孫菊教授是武漢大學健康研究院副院長與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她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表示：“造成醫藥腐敗的原因復雜，但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不完善。”

她認為，完善藥品、醫療器械與耗材招標采購機制、完善公立醫院補償機制和薪酬制度、完善制度執行監督體系提高制度執行力，這三點至關重要。

腐敗從不會“令行禁止”，而醫療衛生又關乎每一位國民的切身利益。

如何完善制度，將權力關進籠子，達到標本兼治的成效，這是我們需要深思、并值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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