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結-只有那些瘋狂到相信自己能改變世界的人

我們真的能改變世界嗎？雖然報紙總是滿足于歌頌厄運（也許這就是原因），但這些口號從未像今天這樣被贊美，樂觀主義在個人層面上從未如此盛行。生活在中世紀、古典時代或石器時代的人根本無法理解這兩個短語。在他們眼中，世界一直都是一樣的。劇變的發生只是因為國王在發動戰爭，或者黑暗之神在復仇時讓大地顫抖。至于任何公民、農民或奴隸都能改變世界的荒謬想法，這個荒謬的想法從未在他們腦海中出現過。

另一方面，地球村的居民如今并沒有這樣的想法。我們不僅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公民，而且也是世界的工程師。我們癡迷于這樣的想法：我們可以通過創業、眾籌和慈善項目重塑世界，就像在硅谷取得神話般的成就的企業家，或書寫世界歷史的天才們一樣。我們改變自己的生活已經不夠了，我們渴望改變世界。我們將為一個致力于實現這一目標的團體工作。我們甚至愿意以50%的折扣出售我們的作品，因為我們對賦予我們的 "使命 "心懷感激。

個人改變世界 "是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意識形態之一，但它是一個巨大的幻覺，與兩種認知偏差有關。第一個是焦點幻覺（見本章）。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這樣解釋："生活中沒有什么是真正的非微不足道的，除非你在思考這個問題。當我們用放大鏡看地圖時，我們所看的區域被放大了。我們的注意力就像一個放大鏡：一旦我們全身心地投入到制定改變世界的戰略中，它在我們心目中的重要性就會遠遠超過它的實際情況。我們總是習慣于高估自己計劃的重要性。

第二個認知偏見被稱為 "有意的立場"，這是美國哲學家丹尼爾-丹內特提出的概念。有意的立場意味著我們假設有某種意圖在推動變化的發生，無論背后是否真的有意圖。因此，如果沒有背后的人，多年前的柏林墻就不會倒塌；如果沒有納爾遜-曼德拉這樣的斗士，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就不會結束；由于甘地，印度最終獲得了獨立；史蒂夫-喬布斯使智能手機成為現實；沒有奧本海默，原子彈就不會存在；沒有愛因斯坦，相對論就不會存在；沒有蒂姆-伯納斯-李，萬維網也不會存在。-如果沒有蒂姆-伯納斯，萬維網就不會存在。世界上每一個發展的背后，都注定隱藏著改變世界的意愿，這就是我們的猜測。

這種猜想的能力是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產生的。對于變革背后的動機，想得太多總比想得太少好。如果灌木叢發出沙沙聲，我們最好不要認為這只是一陣風，而是認為里面可能有一只饑餓的劍齒虎或一名敵軍士兵。誠然，會有一些人習慣性地認為是風在吹，雖然這種想法會讓他們在%的情況下省去逃離的體力，但他們遲早會以悲劇的方式從基因庫中消失。在生物學意義上，今天的人類只是原始人類的后代，仍然擁有壓倒性的意向姿態。由于這種姿態在人腦中根深蒂固，即使行為人和行為動機都不存在，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它。如果沒有納爾遜-曼德拉，種族隔離制度的瓦解怎么可能發生？除了富有遠見的史蒂夫-喬布斯，還有誰能夠設計出像iPhone這樣的產品？

有意的立場會導致我們把世界歷史解釋為 "偉人 "的歷史（而這些 "偉人 "主要是男人）。英國作家和政治家馬特-雷德利（Matt Ridley）在他的《自下而上：萬物進化簡史》一書中，徹底駁斥了 "偉人理論"。他說："有些聰明人只是碰巧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地點，他們可以得到我們太多的贊美。" 很久以前，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孟德斯鳩就提出了同樣的看法。

到了公元年，僅僅幾個來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征服者就占領了整個中美洲和南美洲。阿茲特克人、瑪雅人和印加人形成的帝國以驚人的速度被瓦解。為什么？這不是因為像科爾特斯這樣特別聰明和有天賦的 "偉人"，而是因為那些愚蠢的冒險家無意中把歐洲的疾病帶到了世界的這個地方。

他們使自己對這些疾病具有免疫力，但對當地居民來說，這些疾病是致命的。為什么今天有一半的美洲人說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他們為什么向上帝祈禱？這些病菌和病毒是真正的原因。

如果不是 "偉人"，誰寫了世界的歷史？答案是：沒有人能夠單獨改變歷史。

每個歷史事件都是無數趨勢和影響的結果。歷史更像是街道上的車流，而不是單個的汽車。就其本質而言，世界歷史有時是混亂的、偶然的和不可預測的。

如果你足夠努力地研究歷史文獻，你會發現所有的重大變化都包含一些偶然的因素。然后你會意識到，即使是歷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也受到他們自己時代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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